資深翻譯家暢談外事翻譯的苦樂和經驗

我在外交戰線上工作了五十餘年，其中有三十四年的時間是從事外事翻譯工作，那就是從1952年到1958年在朝鮮停戰談判代表團當翻譯；1958年到1962年在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當翻譯；1962年到1971年在外交部翻譯室擔任口筆譯工作；1971年到1981年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主管翻譯工作；1981年到1986年任外交部翻譯室主任，主管外交部的翻譯業務和翻譯培訓。

1952年4月，我從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調到北京參加“五一”外賓接待工作，到北京後不久，便榮幸地被選到板門店參加朝鮮停戰談判。我在停戰談判代表團的工作主要是筆譯、口譯，特別是英文的記錄，這裏值得提一下我擔任記錄的坎坷經歷。

擔任英文速記員的艱辛過程

儘管在談判中，朝文、中文、英文是同等有效的正式語文，但朝文、中文的記錄畢竟主要是朝、中方面使用的，雙方賴以查據和引用的主要是英文記錄，因而英文記錄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怎樣整理英文記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當時，鋼絲帶的錄音機已經問世，美國作爲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當然擁有一切最新式的設備，因此，美方要求在會議室裏使用錄音機。美方明知我們沒有錄音設備，於是建議由美方提供錄音機把雙方的發言錄下來，英文記錄全部由美方負責整理，並向我方提供。大家知道，在這場抗美援朝的鬥爭中，爲了反對侵略，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民族尊嚴，我們寸步不讓。雙方發言都是帶有高度原則性和政策性的，必須保證絕對的完整、準確。如果記錄中出現差錯或任意的篡改，何以爲憑？因此，我們嚴正地拒絕了美方的建議，主張在會場內任何一方均不得使用錄音設備，中、朝、英三種文字的記錄由各方自行負責整理，每種文字同等有效。

英文速記對美方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但是對我方來說，沒有專職的英文速記員，只能由英文翻譯來兼作英文速記。一切必須從零開始，任務是艱鉅的。我們感到很緊張。

爲此，我們抓緊一切時間自學，先是看書，弄懂速記的原理，接着是模寫速記符號。過了一個多星期，便開始作練習。速記這門課程，原理並不深奧，但要達到嫺熟自如，則並非易事。上場時，我們只能採用部分速記符號，絕大部分要靠普通手記。一個人記不下來，只有用人海戰術的辦法，即4個人一起記，開會回來，互相校對、追憶。美方念稿的速度一般在每分鐘120-130個字組，而我們的速度開始只能達到每分鐘70-80個字組，差距較大。因此，每次會議開完，我們都由於腦子高度緊張而疲憊不堪。要改變當時那種疲憊應付的被動狀況，只有加緊練習。即使在談判陷入僵局的時期，我們也沒有放鬆速記的練習。停戰後，我繼續留在板門店工作，負責軍事停戰委員會的會議翻譯和記錄。爲了更好地完成任務，我在板門店的6年多時間裏，幾乎從未停止過速記練習。熟能生巧，不間斷的練習和實踐使我的速記技術有了顯著提高，最高時達到每分鐘140個字組的水平。我還代表朝中方面同美方一起協助中立國監察委員會整理英文記錄。我方整理的記錄，完整準確程度超過了美方。有時，美方說話不算數，不守信用，我們引用美方自己發言的英文原文予以駁斥和揭露，使美方無法抵賴或否認。

1958年9月，金門打炮，中美大使級談判在華沙舉行，中美外交鬥爭的焦點轉移到了華沙。我奉命從板門店直接調往華沙，參加中美大使級談判的翻譯工作。除了翻譯以外，我的任務是把美方的發言原文逐字地記下來並譯成中文，我一個人承擔了全部的記錄工作。依靠我在板門店所掌握的英文速記技術，我能把美方的發言一字不漏地記下來，這些記錄已成了國家永久性的檔案，歸入史冊。70年代，在我領導人同基辛格的歷次會晤中，我仍擔任記錄，把雙方的發言，特別是基辛格的講話，逐字記錄下來，整理成檔。儘管在當今的信息時代，記錄的任務大部分已由電腦來完成，但速記仍是一項有用的技術。外事翻譯中的注意事項

我在出任大使和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之前，曾長期擔任外事翻譯工作。一九六二到一九七一年期間，我在外交部翻譯室從事口筆譯工作，雖然直接給周總理當口譯的次數並不多，但通過陪同周總理出訪亞非十四國和接待國賓等外事活動，我有機會親身聆聽和體驗到總理對外事翻譯工作的一些具體指示和要求。

大家知道，周總理對外事人員的十六字要求是：“立場堅定，熟悉業務，掌握政策，嚴守紀律”。對於翻譯，周總理一再強調，翻譯一定要結合外交業務，瞭解政策，熟悉情況。他認爲，翻譯人員處在外事工作的第一線，最易瞭解和熟悉對方的情況。同時翻譯必須熟悉我方自己的政策意圖，瞭解所談問題的背景和來龍去脈，不僅瞭解一件事情的現狀，而且要了解它的歷史，瞭解雙方的不同立場和分歧的關鍵所在，只有這樣，纔不至於抓不住要害，劃不清雙方立場的界線，乃至造成政治上的失誤。周總理十分強調擴大知識面。他常對翻譯說，翻譯不能只注意語言文字的表達，一定要擴大各方面的知識。一九六二年某次接見外賓，我第一次嘗試給總理當翻譯，剛開始還算順利，但當總理向外賓介紹趙樸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時，我就翻不出來。於是總理專門解釋了“居士”的含義，並囑我回去研究應該如何翻譯。（原來，“居士”是指僧人以外的，即在家而不出家的佛教信徒，應譯成“layman Buddhist”。）事後，總理向有關的領導談了對翻譯人員的一點意見，指出翻譯除提高語文水平外，一定要擴大知識面。有一段時期，總理在與外賓談話中經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經驗教訓。他常考問翻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何時開始的？“蘇臺德區”、“綏靖主義”、“閃電戰”、“馬其諾防線”等的外文是什麼？爲此，我們專門收編了有關二次世界大戰的詞彙！供翻譯熟習牢記，並且還形成了習慣，除了背誦以外，還把有關的材料記成卡片帶在身上，隨時查閱。

這裏，我還想結合自己多年來的外事翻譯經驗，談一談外事翻譯人員在工作中需要掌握和特別注意的兩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在我國，外事翻譯人員既是我們國家的外交人員，也是政府代表之一。同時，翻譯還是傳達我方立場和主張的載體。因此，外事翻譯人員必須具有正確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場，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責任心，在翻譯中注意政治。

例如，臺灣事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問題之一，在翻譯中涉及臺灣的用語必須十分慎重，必須嚴格掌握“一箇中國“的原則，注意避免可能產生“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任何用語。“臺灣問題”應譯爲“Taiwan question”，不宜譯爲“Taiwan issue”。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作爲一個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而“Issue” 這一詞的意思是幾方均有爭議的事情，“ a matter that is in d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 。 因此，臺灣“問題”應譯爲Taiwan “question”, 而不能用“issue”。試看 “question” 與“issue” 這兩個詞的不同用法：“ The Taiwan question is made an issue by those who want to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相應的，把中國大陸譯爲“mainland China”也是錯誤的，因爲這會造成“兩個中國”的含義，即除了“mainland China”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什麼 “China”。 應譯爲“China’s mainland” 或“the mainland of China ”。

聯合國是一個主權國家之間的政府組織，既是政治論壇，又是決策機構。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對所有國家都具有約束力，各國必須執行。各國代表的發言都是代表政府的，聯合國不是一個發表個人意見的自由論壇。因此，要特別注意用詞的政治含義（political connotation ），不可掉以輕心。

例如，安理會有關中東問題的242號決議中，對“領土”一詞的用法就是一個聯合國乃至國際政治舞臺上長期爭論不休的懸案。這個決議的關鍵部分，英文是“Withdrawal of Israel armed force from territories occupied in the recent conflict.” 法文是 “Retrait des forces armees israeliennes des territoires occupes lors du recent conflit.”

英文中，“領土”一詞用的是沒有定冠詞的“territories”；法文中，“領土”一詞之前用了定冠詞：“des territoires”。以色列、美國等傾向於英文本，因爲英文本中的“territories”只是一般多數，可解釋爲撤出一部分領土而不是全部領土。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則傾向於法文本，因爲法文本中的“des territoires”意味着以色列必須從其所佔的全部領土撤出。

又如：在七十年代的安理會上，我方表示，“我們反對的是以色列的侵略擴張政策，而不是反對猶太民族”。“猶太民族”最初被譯成“Jewish nation”。當時，我們是不承認以色列作爲一個主權國家的。“Nation”一詞的含義引起了一定的誤解。中國代表在安理會上發言後，美國代表團人員立即來找我，詢問中國政府不承認以色列的政策是否有了改變？這就引起了我們的警覺，後來我們就把“猶太民族”改譯爲 “Jewish people”,以免引起政治上的誤解。

翻譯是“萬金油”（Jack of all trades）,即什麼都要懂一點，隨時能擔任各種問題的翻譯。然而，術業有專攻，工作上應有分工，每個翻譯應有一、兩項專業（ master of something, 而不是master of none）。作爲外事翻譯，必須掌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法律、宗教、民族、醫療衛生等各方面的基本知識，同時要緊跟與自己有關的事態發展，隨時熟悉和掌握有關的知識和詞彙，即“臨時抱佛腳”。當前，隨着改革開放的發展與擴大，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許多概念與詞彙應運而生，成爲時尚的用語(trendy words)。我們必須努力掌握。舉一些例子：

Paradigm shift 轉軌，體制轉變，轉型

Civil society民間社會，社會團體，公民社會

Synergy合力，協同一致，增效。Create synergy or synergism (working together by two or more)。

Stakeholder利益相關者

Outsourcing 外包=obtain goods or services by contract from an outside suppliers

Leapfrogging跳躍式發展

Digital divide數碼鴻溝

Outreach對外聯繫

Shepherd牽頭人（指一個項目或一項課題）

Material breach(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實質性的違反（或破壞），等等。